心脏支架又称冠状动脉支架，是心脏介入手术中常用的医疗器械，具有疏通动脉血管的作用。因相对安全、操作简便，心脏支架近年应用广泛，但其使用量的过快增长同样引起全球关注。

    受访人士认为，我国治理心脏支架滥用初见成效，但仍需在研发环节、使用环节加强管控，从源头遏制行业乱象。

使用增长快价格悬殊大
    心脏支架被滥用的比例究竟有多大，目前还存在争议，但一些本不该使用支架的患者被植入支架，却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共性现象。
    2012年，在南京举办的有关国际峰会上，美国、意大利等国的心脏科专家说，几乎每个国家都存在病人不该放支架而被放了支架的情况，欧洲的比例约为10%到15%，中国的这一数字更高。
    中国医疗外科植入专业委员会统计资料显示，2004年左右，我国心脏介入支架手术每年增幅基本处于50%，2008年增幅开始放缓。同样来自这家机构的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心脏介入手术的数量是2万例，2011年这一数据已增至40.8万例。
    受访人士称，支架使用量的增长与心血管病发病率增长、支架手术渐趋成熟有关，也不排除利益驱动下不适宜做心脏支架手术的患者被植入支架、被过多植入支架的现象。近年，相关报道已频频见诸报端。
    东方医疗器械网了解到，一个几毫米大的支架，国产多为数千元，进口数万元不等，价格悬殊源于进口支架残次率低于国产支架。而一个支架的利润究竟有多大，一些业内人士对此避而不谈，北京阜外医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医生只是说，一场心脏介入手术下来，主治医生按规定能够获取的诊疗费仅数百元，远不及一个支架的收益。

支架使用有隐患是否滥用难界定
    对于是否需要植入支架，很多患者都犹豫不决。受访人士认为，表面看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医患信息不对称所致，实际却是对医生医术、执业理念和医德的考量。
    山西省心脑血管医院一位专家介绍，心脏支架手术是治疗冠心病的有效手段，术后一般都要配套服用抗凝药物，这类药物有引起出血的可能;支架本身也能造成血管堵塞;支架一旦植入则取不出来，它给患者的精神压力、诸多不便是伴随其后的。
    据介绍，为将副作用降到最小，近年国际医学界已研制出高级可吸收的支架。而如何减少不必要的支架使用，却是很多国家都面临的难题。
    受访人士认为，由于涉及谁来判定、是何标准等问题，支架是否滥用较难界定。“手术需要配合造影同时进行，患者是否需要使用支架、使用几个，都需要医生在极有限的时间里做出判断。对于熟练的医生来说，连诊断带治疗只需要在半小时内就可以结束。而这起着决定性作用的短短半小时，对医生的医术、医德是一个严峻的考量。”山西省心脑血管医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说。
    受访人士分析说，除了医术的高低之分，不同的医生理念不同，比如有的医生就认为需要大修，有的认为能使它运行就可以，到底哪个是对的，是否存在矫枉过正，不好下结论。
    山西省卫生厅专家刘洋介绍，中世纪文艺复兴后，西医取向过度追求精细、探源、机械的特点已经遭受反思，国际医学界开始重新关注从整体、宏观对症治疗。很多实例也证明，一些冠心病患者完全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和行为嗜好来缓解病情，如果适应症不明显，他们根本不需要在心脏内安放支架。

加强医学人文教育提升支架核心技术
    受访人士认为，近年卫生部对实施心脏支架介入手术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诊断项目实施“三准入”，支架滥用初步扭转、使用更加规范，但“治本”仍需不遗余力。
    第一，加强对医疗从业人员的人文教育。“卫生部在三方资质上做出严格限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心脏支架手术的质量安全保障，实效也较明显。”刘洋说，但治本之策仍在于医德教育。他认为医学不能背离人文，如果专注于具体的操作领域而忽视了对患者病情的全面分析，将会导致整个社会对医学界的信任，目前相关课程设置在我国医学院校普遍缺失，这一现状应引起重视。
    第二，参照国外做法，对安放支架制订更加严格、更加具体的标准。如新加坡对支架的医保报销就有严格的规定，超过3个支架医保部门则不予报销，实施手术的医生还要向专门机构陈述理由，这种做法可资借鉴。另外，南京近年也已引入了国际最新的支架使用判断标准，通过测试患者血流准确判断一个人心肌是否正常，当地一家医院使用这一标准后支架病人减少了三分之一，但目前国内能做引入这一标准的医院仅有上百家，因测试费用较高，很多患者难以承受。
    第三，重视支架国产化环节。药监部门人士认为，几年前一种国产药物支架上市销售后，把同类进口产品的价格打下来一半还多，而这种药物支架即便在医疗器械业很发达的日本也还是完全依赖进口，因此我国在心脏支架领域的生产力并不悲观。心脏支架技术需要较大的研发和推广成本，建议政府鼓励研发、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要进一步提高技术门槛、制定更加高标准的质量管理条例，提高国产支架竞争力，为患者和国家减负。